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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功夫伦理初探
2019年07月03日 09:02 来源:倪培民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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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gongfu ethics

  作者简介:倪培民,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原发信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86期

  内容提要:如何在中国传统伦理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一种功夫伦理?在宋明儒家那里,功夫总体而言指的是生活的艺术,而非仅仅是武术,虽然武术可以作为功夫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以“坏人能不能有好功夫”作为切入点,将引导出三个逐渐递进的答案,每一个代表道德和功夫的多层次关系的一个层面:第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功夫和道德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生活的艺术和道德上的责任。第二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每一个道德的善恶对应一个相应的功夫能力或这种能力的缺失。第三个答案是:一个人如果需要调用道德责任来规范自己,就还没有达到高功夫的境界;真正的功夫大师无需以道德约束自己,因而成为道德中性。这些分析展示了一个包括道德善恶,然而却不局限于道德善恶的功夫伦理。通过与德性伦理、效用主义伦理、道德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比较,可以揭示功夫伦理的丰富意蕴。

  关键词:功夫伦理/道德责任/道德中性/生活的艺术/德性伦理/效用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

  标题注释: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儒家心学与功夫论的哲学重构”(17gzgx02)。

 

  宋明儒学家们用“功夫/工夫”①一词相当准确地捕捉到了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与今天大多数人所理解的作为武术的功夫不同,在宋明儒家那里,“功夫”是一个包括了时间/努力(工夫)、方法(功法)、能力(功力)和成效(功效)的概念簇的总称。如果要给这个功夫概念下一个总体的定义,或许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武术显然可以作为生活艺术的一个部分、一个范例,因为武术绝不只是打斗,而是身心修炼的方式。功夫远远不只是武术,它可以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中国哲学所关注的核心,正是生活之道,或者不妨说是生活的艺术。与执著于追求真理认知的西方哲学传统不同,传统中国哲学是从对于生活之道的关联来看待一切的。功夫这个概念很好地联接了身与心、行为和行为者、艺术与人生。当把功夫概念运用到西方所熟悉的各个哲学领域的时候,其影响之深远可以不无夸张地导致“功夫认识论”“功夫形上学”“功夫伦理学”“功夫社会政治哲学”等。这些论域或许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已经存在,但就其与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互动而言,却还非常有限。在本文中,我将对功夫伦理这一论域做出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期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一、功夫与道德②

  功夫与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或许可以从这样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来切入:坏人能不能有好功夫?

  假设李连杰的武功高于成龙,这并不意味着李连杰一定比成龙更加道德。我的中文水平或许高于一般的美国人,但这并不等于我比他们道德上更加优秀。伦理学家们一般都会同意,道德所涉及的是有关道德义务或责任的范围,而功夫涉及的是生活的艺术,后者是“道德中性的”——这有别于“不道德”,它指的是与道德无关。道德与功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有些道德上的美德可能与功夫能力重合,对此将在后面详细讨论,但道德与功夫的区别明显地显示于它们不相重叠之处。例如可以谈论烹饪的功夫、绘画的功夫、跳舞的功夫、演讲的功夫。所有这些都与道德没有任何明显的关连。既不能说不会做饭是缺乏道德美德,也不能说厨艺优秀是道德美德。其实功夫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领域,但道德只涉及其中一小部分。正如乔尔·库普曼(joel j.kupperman)所说:“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传统道德规范意义上中性的;也就是说,生活当中牵涉到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的内容,只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占很小的一部分。”③

  按照康德的观点,道德涉及无条件的、绝对的责任,而与道德无关的善恶是有条件的,依赖于个人喜好。比如说,“不要说谎”在作为一个道德责任的时候,它是无条件的,没有余地。如果加上一个条件,说“如果你希望人家信任你,那就不要说谎”,这就变成了一个“假言命令”,成了基于你想获得别人信任这个条件的手段。当评价一个道德律令的时候,使用的词语是“对”或“错”;但评价一个假言命令的时候,使用的词语是“有效”或“无效”。“不说谎”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功夫指令,以获取人的信任,但是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它在性质上不属于道德范围。一个使用诚实作为功法的人,可以说是聪明的,但不能说是道德上优秀的,当然也不是在道德上错误的——他在这一点上是“道德中性”(amoral)的。这也是为什么科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ński)把研究幸福生活的学问称为“幸福学”(felicitology),与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区分开来的原因④。这个区分完全符合康德的观念。按照这个观念,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或称功利主义)严格来说不能成为道德理论。根据效用主义的总原则,即“追求所有相关者的最大程度的幸福”的原则,我的英语能力方面的缺陷也可能被看作是一个道德上的缺陷,因为它没有能够使与我相关的人得到最大可能的幸福。如果把伦理等同于道德,这样的结论确实是很荒谬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效用主义哲学家穆尔(j.s.mill)提出了一个区分道德和他称为“单纯的审慎(simple expediency)”的标准。穆尔划分两者的标准是:如果在某件事上,认为那个未能尽可能导致所有相关者幸福的人理应受到惩罚,那么这件事就是不道德的;如果认为此人做的事情虽然不好,但不至于要接受惩罚,那么这就是单纯的不够审慎的问题。这个标准是他从日常语言的用法当中总结出来的。“不会把任何事情称作为不道德,除非的意思是做这件事情的人应当为此受到某种惩罚——如果不是法律的惩罚,那就是其同类的舆论谴责;如果不是其同类的舆论谴责,那就是他自己的良心责备。”“责任是一个能够向一个人索要的东西,就像索取债务一样。除非认为能够向一个人索取它,否则不称它为他的责任。”⑤因为一般不认为你不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就应该受到惩罚,因此,即使你因此而未能最大限度地使所有相关者得到幸福,还是不说你是不道德的。谴责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行动,但对于那些因功夫欠佳而未能带来更多幸福的人,只能表示遗憾、失望或者怜悯。

  质言之,功夫和道德属于不同的范畴。功夫的善是非关道德的。完全可以设想一个道德恶劣的人可以比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更好的功夫。希特勒可以说是具有功夫的——制造人类灾难的功夫。其实这并不像乍一听上去那么荒唐,因为这和说希特勒可以有比甘地更好的体能没有两样。希特勒之恶,不在于他动员大量追随者的能力,而在于他把这种能力用来做什么。在一头牛的眼里和素食主义者的眼里,《庄子》里的庖丁应该受到谴责。不管怎样,他的解牛技能依然可以被看作是优秀的功夫——那种与道德无关的技艺的优秀。

  与康德伦理学和穆尔的效用主义伦理学相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没有提供一个明确区分道德善与非道德善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把能够做到避免过与不及的“中庸”(the mean)的能力称为伦理德性(ethike arête),这在英语中通常被翻译为“道德的美德”(moral virtue)。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有道义上的责任吃得不多不少,穿得不冷不热,甚至有道义上的义务获得足够的饮食男女的愉快,否则就会被认为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这听起来至少有点怪。这种怪异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缺乏判断力,而是因为概念的变化⑥。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中,“ethike”是由ethos(习俗、倾向性)和techne(技艺)合成的复合词。这种词源显示,这个词的原义是以习惯或倾向性的形式存在的技艺。至于“arête”,它意味着卓越的功能,而不是局限于道德义务所要求的德性⑦。由于“美德”一词如今已经加载了浓重的道德含义,因此“arête”实际上更适合于被理解为“技能”。如阿姆森(j.o.urmson)所说:“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不是作为一项道德义务而制定的规范,而是作为优秀人品的定义的一个部分。”⑧由此可见,ethike arête应是“优秀的生活技艺”,或简单地说,就是“功夫”。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arête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是由其目的论的形上学提供的:由于形上学意义的本质决定了应该如何去生活,而那些德性能力能够帮助按照那种方式去生活,所以有责任去培养这些德性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有义务去开发和运用一个德性能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先天预定的目的。

  像希腊字arête一样,中文的“德”在字源学的意义上也是指道德上中性的品性和能力⑨。它最初是指一个人天赋的或来自鬼神的魅力,因而具有当君主的合法性。后来,“德”开始被视为一种可以由自己培育的品性。在儒家的经典中,德进一步被赋予道德的含义,但它从来不局限于道德上的义务。

  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可能会责怪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把道德的范围扩展得过宽,他们会要求把生活方式的选择留给个人的偏好。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责怪康德和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伦理学家把伦理学限制得太窄,局限到了仅仅是有关道德责任的范围,从而使人生当中在道德善以外的广大领域脱离了伦理学关注的范围。可以同意康德,不把生活的艺术作为道德责任,但不应把伦理学局限在研究道德责任的范围,如库普曼所说的那样,将其外面的广阔领域变成一个“皇帝的新衣”上的巨大破洞。尽管有尼采的冲击和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复兴,这个破洞依然被许多人所忽略。忽略这个破洞可以给人一种舒适感,因为它会保留一个巨大的无需关顾的自由区域。按照那种伦理学,人们所需关心的一切仅是库普曼称作“重大时刻”的那些状况,比如母亲与媳妇同时落水应当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媳妇、是不是应该举报一个朋友的罪行、可不可以对恐怖袭击嫌疑人使用酷刑等等。由于一个人很少会面临这类情况,人们通常认为的伦理学课堂里讨论的那些道德两难问题虽然有趣,但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探讨功夫伦理能帮助人们认识到:虽然功夫的善与道德的善不同,但它与人生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

  二、道德与功夫的重叠

  如果功夫不同于道德,为什么功夫大师经常强调道德,并对他们的追随者规定严格的道德守则?这在武术当中尤其如此⑩。武馆的道德规约通常都非常严格,违规者甚至会被逐出山门。对此,通常的解释是:那些规约是维护正常武功修习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功夫的恰当应用。正因为坏人也可以具有功夫能力,所以需要道德规范来制约修习者不会滥用其所学。

  道德一方面可以提供功夫修习和恰当运用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功夫有更内在的关联。一个道德律令可以作为功夫的指导,一种道德的美德也可以作为一个取得功效的功力。例如,诚实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道义责任,但它也可以是功夫修炼的指导。一个具备诚实美德的人,也是一个拥有能够取得信任的功夫之人。反之,一个不诚实的人也是缺乏取信于人的功夫的人(11)。通常认为孝是一个人对父母的道义责任,但它是“为仁之本”(《论语》1·2),有助于发展更广的同情心和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很难想象任何道德上的美德不同时是功夫的能力。可以合理地认为:所有的道德美德都是能够使人生变得美好的功夫能力;同样,所有的道德恶劣品性都可以被认为是功夫的欠缺。一个好人之好,就是在相关的方面具有功夫;一个坏人之坏,也就是在相应的方面缺乏功夫。这里我不是在主张所有美德的统一性。一个人可能具有诚实的美德而没有慷慨的美德;此人因此也就有取信于人的功夫,而没有获取他人帮助的功夫。一个人可能对他人是残酷的,但又是一个爱子女的父亲;此人因此而没有获取他人支持的能力,但仍会有引发其子女亲情的能力。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道德良善就变成了功夫的内在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内在,是指它不仅仅是规范功夫的应用(比如“你不得说谎”的规范禁止一个医生欺骗他的病人),也不仅仅是为修炼提供有利条件(比如一笔捐赠使人能够继续修炼)。正如胆固醇的适量是健康身体的构成要素,一种道德上的美德将会同时是一种功力,是功夫本身的构成要素,比如儒家的仁就同时是调动周围的人以致于宇宙能量的功夫。

  这与前面说的道德与功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并不矛盾。自由女神像既可以是艺术作品,也可以作为纽约市的标志。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同样,一个相同的品性特征既可以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美德,也可以被看作是功夫。使用弗莱格(frege)的术语,可以说:就指称而言,它们只是同一个“体”的两个属性;就其属性或者含义而言,功夫仍然不同于道德,因为道德是有关责任的,功夫却不是。“什么是道德的”与“什么能够增进功夫”将得到外延相同的答案,但它们的内涵还是不同的。

  当将道德的美德和功夫的能力划分为不同类别的时候,功夫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与行恶的本事没有本质的不同。在这种分类的框架下,功夫能力与道德之善的重合只是巧合。用康德的话来说,这里的功夫能力恰好与它们相应的道德美德相“符合”(in accord with)。有理由相信,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巧合。道德美德之所以被看作是道德的,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是保证生活质量所必不可少的底线,它们因此才被看作是人的责任。毕竟,在好多事情上,人们需要毫不含糊的“可以”或“不可以”(道德的无条件律令),而不是假言命令式的功夫推荐(“如果你想要获得功夫,就该如此这般”)。在这一问题上,功夫伦理学会同意穆尔的观点,即日常生活中奉行的道德原则之所以会成为原则,正是因为总体而言,它们是效用的基本保障。

  当然,人们并不总是做出相同的判断,更不会总是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可以解释人们为何有不同的道德原则。的某些功夫判断可以非常恰当地被认为是对或错,而另一些更像美学的口味,没有正确和错误可言,只是不同而已。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答案很可能取决于主观性和具体情况(这一点会在后面予以讨论)。从功夫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而不导致逻辑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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