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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的“黑格尔阶段”
2019年07月02日 09: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兴凤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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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罗蒂在为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作的引言中,将匹兹堡的思想家们描述为完成着某种哲学规划的探寻者,这种哲学规划的总体路线图是:(塞拉斯)将分析哲学引出它的休谟阶段,引入它的康德阶段→(布兰顿)将分析哲学引出它的康德阶段,引入它的黑格尔阶段。罗蒂的描述实质上反映出当代哲学在厌倦“分析—大陆分裂”传统之余,试图开辟一种新的思考路向。塞拉斯是通过清晰揭示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所予神话”而开启了复兴黑格尔思想的一条前置线索(他将“所予”与黑格尔式的“直接性”等价,并认为黑格尔是直接性的大敌而引为同路人);布兰顿则是在解决规范来源的问题时进入到黑格尔哲学,并在黑格尔的相互承认概念中找到他的规范语用学的基础,据此激活了英语世界对黑格尔的新研究与新解释。同为匹兹堡学派成员的麦克道威尔则是通过将黑格尔观念论对知识的解释阐释为对康德的彻底化,而试图将黑格尔拉到分析哲学的舞台上。

  其实,“大陆—分析”之融合这种思考路向的一个典型风向标是当代英美哲学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解读与非形而上学解读之间竞争正酣的图景。例如,皮平(robert pippin)批判布兰顿的话语记分实践(discursive score-keeping)是对黑格尔的双重背叛(第一重背叛是布兰顿的个体主义还原背离黑格尔思想,第二重背叛是布兰顿的方法论抽象与唯心主义化直接过滤掉了黑格尔对康德的历史改造),但皮平自己关于话语实践的谈论也同样背离着黑格尔,主要体现为对理性行动者的社会性这个概念的多义性之背离。关键问题并不是布兰顿或皮平甚至平卡德(terry pinkard)这些当代研究黑格尔的学者是怎样背离或选择性地利用了黑格尔,而是这种研究现状与研究路径反映出当代英美分析传统与大陆传统之间融合的一种新的出路,而这种出路的很大一部分资源由黑格尔提供。虽然麦克道威尔曾直白地说过,“对分析阵营的哲学家而言,从黑格尔的观念那里获得对其自身思想的滋养是不太寻常的”,但当代分析哲学中正在发生的研究现状无疑显示出对黑格尔思想的再释与激活。

  雷丁(pau redding)在其著作《分析哲学与回到黑格尔思想》(2007)中就回顾了分析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纠缠。雷丁认为,罗素意图在分析哲学与康德式派生哲学之间作出截然区分,那只是一种“分析哲学的创制神话”。实质上,很多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亲和的哲学流派都融汇进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而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也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滋养中推进分析哲学传统问题的解决。例如,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不但承认其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相关性,而且都认为黑格尔为困扰着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核心理论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也许对于分析哲学而言,康德哲学以主动的心灵给世界以概念塑形、以一种更清醒的经验主义而在更深层次上成为实证主义的密友,从而也是较之于黑格尔而言更亲密的分析哲学思想家的朋友。但在亲康德还是亲黑格尔的分歧上,就如雷丁所分析的那样:“回到二十世纪,科学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历史性变化,这使更倾向于同意黑格尔而不是康德。而这种知识的可塑性与‘语言转向’这个将康德与黑格尔的路径分离开来的事实联系起来时,再一次使黑格尔位列现代思想家的一边。” 但是,康德始终无法绕开,当代分析哲学思想家们通向黑格尔的路径也是在康德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达到的。只是他们对黑格尔的讨论,并不是在皮平所论断的“黑格尔是完成了康德”意义上进行的。布兰顿、麦克道威尔和塞拉斯这些当代分析阵营思想家的关键观点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布兰顿看来,康德的规范转向是他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贡献,但是真正阐明了规范来源的却是黑格尔。缺乏历史感成为康德的“硬伤”,而黑格尔正是以其社会历史性阐明了规范来源问题。在《先哲旧闻》中,布兰顿将黑格尔提供的洞见简明地描述为“对黑格尔而言,所有的先验设定都是社会的规定物”。这个观点成为罗蒂所称的分析哲学的黑格尔阶段的关键论述。布兰顿进一步主张,黑格尔将规范性的基础放置在社会性的承认实践当中,所有概念承诺作为社会性成果都是立于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通过承认概念在语言和精神概念之间就建立起了特定联系。概念、规范和相互承认之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了布兰顿的规范语用学理论,建立起对规范来源的系统性说明。

  布兰顿在分析语境中使用黑格尔的“承认”概念所招致的批评是多方面的。许多黑格尔的研究者认为,布兰顿错误解读了黑格尔看待社会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强调社会性的优先性而违背了黑格尔哲学强调理性对社会性的首要性。在批评者的视角中,布兰顿的这种理性后置性的危害是双重的:其一,如果理性是通过社会承认过程而规定的,所有参与承认性资格的对话过程的个体都是“伪装自主”(pseudo-autonomy)的主体,那么这种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自主性的话语实践如何能够确定规范及其效力?其二,这种解读与黑格尔文本有抵牾,意味着对经典文本的无视甚至擅加篡改。实质上,这种批评从总体上反映出当代黑格尔研究圈中对黑格尔进行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解读的竞争性关系。对布兰顿作出上述批评的研究者认为,如果布兰顿理解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与真无限概念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精神现象学》中的重要作用,他就不会错解黑格尔的真正哲学意图而对其做出这种非形而上学的解读,因为真无限概念能够说明思想的自发性且能够解释真正的自主,从而也就确立起理性对社会性的首要性,并最终说明整个黑格尔体系所承载的雄心壮志。而赞同布兰顿观点并认为他的工作对于推进分析哲学和黑格尔研究至关重要的学者而言,上述批评只能被看作对布兰顿哲学雄心的不理解或只是从细枝末节处去纠缠而远没有窥见其哲学全貌。

  麦克道威尔虽然与布兰顿一道被归为匹兹堡学派的成员,并且也一同受惠于塞拉斯的工作,但他接近黑格尔的方式明显与布兰顿不同。麦克道威尔认为,黑格尔对康德先验框架的驱逐方式及其成果使其成为当代分析哲学在讨论知识问题时可资利用的资源,关于康德的自发统一性与直观的统一性的关系的论述是黑格尔观念论工作的开端。据此,麦克道威尔同意皮平对康德与黑格尔关系的评价,即认为黑格尔的观念论是“对康德的彻底化”。麦克道威尔认为,在康德的“一般经验的可能性的诸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的诸条件”这一论述,以及他在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在之间取得的平衡中,似乎看到了某些早期黑格尔主义的影子。但麦克道威尔经过进一步分析而得出,康德这种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取得平衡的早期黑格尔主义式许诺是虚妄的,非时空的自在之物的不可同化性使平衡不可能实现。为了重建客观性并走出先验框架,需要不再把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东西看作直接所予,需要把在康德那里作为知性的外部限制的东西理解为理性自由的自我发展中的一个要素,即走上黑格尔所开辟的路径。

  总之,不管“分析哲学思潮的‘黑格尔阶段’”这个命题的真伪受到何种程度的质疑与批评,它终归使来自盎格鲁—萨克森哲学主流长期以来压在黑格尔身上的不良声誉受到了严肃而公正的检验。将分析哲学推向黑格尔阶段,作此努力的尝试者正是透过其分析性眼光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真正的持久生命力所在,试图借助大陆哲学的资源使分析哲学思潮发展的僵局获得新的解决机制与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圣路易斯学派到匹兹堡学派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化研究”(17bzx08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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