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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并存的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
2019年07月03日 16:14 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29卷第5期 作者:宋英杰 刘俊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的扩散规制研究”(批准号:71573161); 

  作者简介:宋英杰,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政策创新与公共治理     

  摘要  环保技术的扩散程度直接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最终效果,而环保技术作为一种具有一定正外部性的准公共品,其扩散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我国长期推行的条块并存的双向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存在着怎样的影响?下一步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应如何调整?基于此,文章从条块并存双向分权的角度分析了环境分权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提出了理论假说,同时选取中国30个省级地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分权管理体制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稳健性进行了参数检验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代表“条领导”的环境纵向分权对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倒u形结构,合理划分的环境纵向分权可以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同时,代表“块领导”的环境横向分权对两种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均呈现u形结构。要促进环保技术的扩散,需要地方政府对环境横向分权进行统筹,强化省以下区域环保的横向分权,这也从理论上支持了中央2016年推行省以下环保监督部门垂直管理的合理性。不同环保技术的扩散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税收负担、企业技术类型、投资开放度、出口依存度、城镇化以及市场化水平对不同类型环保技术的扩散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 环境分权;环保技术扩散;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是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第二产业主导的增长过程,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环境保护提出“两座山论”,政府工作目标已由单纯追求gdp向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目标转变。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对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通过环保技术的推广扩散,实现节能减排,成为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是,作为污染排放主体的企业往往无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自觉肩负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1],也缺乏利益驱动去主动获取和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具有正外部性的环保技术更多依赖于政府的供给和推广扩散,政府在环保技术扩散方面的有效规制就变得不可或缺。 

  我国政府的管理体制以“中国式分权”著称,具体到环境治理领域,则形成了条块双重委托代理的环境分权模式[2]。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受到中央部委等上级环保部门的直接纵向“条状领导”,在上下级环保部门之间存在着权利责任的划分;另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又隶属于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进行更为细化的管理,形成了横向间的“块状领导”的环境规制体系。尽管在2016922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各地省级环保垂直管理体系也在相继建立之中,但本质上仍没有改变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间的条块并存的环境管理体制。那么这种“条块”双重委托代理的环境分权模式对于环保技术的扩散产生何种影响?未来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一垂到底还是维持当前的条块并存的管理现状?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从“条块并存”双向分权的角度展开理论分析,选取2004201630个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探究政府规制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进而为环境保护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文献综述 

  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相对较晚,从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并在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再从2008年环境保护部成立到2018年生态环境部的组建,中央环保部门每十年一次的调整充分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工作系统化、专业化的趋势不断提升[3]。然而当前的省级环境管理体制仍然是“条块领导”的双向分权管理模式。在“条领导”上,中央环保部门在对地方环保部门进行监督指导的同时还与地方环保部门在环境管理监管、审批等事权上进行了划分;在“块领导”上,由于地方环保部门的财权和人事权仍然从属于地方政府统一管理,当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目标不相容时,就会对地方环保部门的行为进行制约,进而产生环境保护上的冲突[4]。特别是,以经济增长为衡量指标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5] 

  关于环境分权的研究,大多数文献是采用财政分权指标来刻画政府间的环境分权行为[6]。然而,财政分权对政府间经济政治权利划分不同的是,环境分权主要涉及政府间有关环境管理权利的划分[7]尽管两者之间有着一定联系,但却存在着本质区别。简单的使用财政分权指标去刻画政府间的环境分权行为,会导致严重量偏差,进而影响研究结果[8]此外,对于环保技术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末端治理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早期人们主要是通过对生产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末端治理来减少污染。然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末端治理难以完全根除污染的局限性也日益突出,将污染物消灭在生产之前成为真正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清洁生产技术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这两种技术只有得到有效的扩散才能够真正对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产生作用,因此学者们将目光转向了环保技术扩散顾海波[9]和董阳[10]等先后对环保技术扩散进行了界定,即环保技术通过不同的扩散方式在企业间所进行的推广应用。 

  目前对环保技术扩散影响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环境规制、外资、贸易等不可控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研究环保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11-12];在微观层面,通过分析企业的选择偏好、研发情况、人力资本来探究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13-14]。但是目前大多数文献对于环保技术扩散的度量指标均不够全面,如周力和应瑞瑶[15]使用发明专利数来度量环保技术扩散。同时,由于缺少相关数据,对于两种环保技术相关的投入难以有效区分,因此对于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两种环保技术扩散影响的讨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16-17],鲜有文献进行实证方面的探讨。陈媛媛[18]的处理方法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该文采用单位产品产污量的倒数表征清洁生产,污染排放率的倒数表征末端治理,但是在计算环保技术指标时只使用了so2一种污染物,难以全面刻画多种环保技术的扩散状况。在环保技术的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采用的是参数模型。如景维民和张璐[19]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方法,研究了环境管制、对外开放与中国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李婉红[20]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估计了排污费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但对于技术扩散这一具有明显非线性特征[21]的问题,参数模型存在模型预先设定偏误的潜在隐患[22],相关研究结论准确性和稳健性有待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扩展研究,力图完善已有研究的不足:首先,从环境纵向和横向分权的角度来探讨环境管理制度对环保技术扩散的影响,克服了以往文献对地方政府与地方环保部门之间横向分权的忽视;其次,使用偏线性可加面板模型[23]解决了模型预先设定偏误的潜在隐患;最后,为了更全面地刻画环保技术扩散的现状,选取了五种污染物分别针对清洁生产技术和末端治理技术两个具有明显差异的技术类型分析其受环境分权的影响。 

作者简介

姓名:宋英杰 刘俊现 工作单位: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闫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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